我于1961年考入曲阜师范学院中文系，正是与共和国一起挨饿的困难时期，虽经岁月流逝，却记忆犹新。4年的读书生涯结束后，与曲师依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构成了人生密不可分的一部分。
一
中文系六一级120人，分两个班，我被编为一班，任团支部书记。记得我们班有一位叫张书坤的，长得高高的个儿，憨厚的脸，聊城人，是系团总支委员。刚开学不久，在一次书坤列席的团支部会上，烟台人刘某某莫名其妙地炮轰张书坤，弄得大家不知所措。会后，我向系团总支书记袁汝坤汇报，他说：刘某某搞突然袭击，这很不好的，他有野心，想取而代之，像苏联的赫鲁晓夫。由此，我感到到了大学，同学之间的关系真的与中学有点不同了。
读大二时，我们正在学习文艺理论课，而此时在广州的文艺刊物《作品》上发表了易巩写的一篇题为 《偶然见到的事》的小说。小说说的是一个小学生因找小皮球，被一个在解放前干过“十八种职业”的流氓污蔑为小偷，在大街上私自拷打的偶然见到的事。这个被老师称为“好学生”的孩子，表情木讷，而围观的群众不仅不予以阻止，反而添油加醋，其愚昧程度犹如30年前鲁迅先生笔下“示众的看客”。故此，我便学以致用，写了一篇读后感，批评了作者，发表在《作品》上，引起了一定反响。系里一个群众文学团体要对此展开讨论，他们认为我的意见不妥，该组织负责人会前放风说我不敢参加讨论，但开会时我出现在会场上，惹起了一场风波。尔后，教写作的老师把那篇小说与我的读后感打印出来，发给每个同学，在年级里展开讨论。记得我们小组讨论时在花园一个角落里进行，那位指导写作的老师闻讯参加，还谈了他与我相左的意见。我们的组长宋明义对老师说：“某老师，既然您认为张福信的观点不对，何不写一篇文章，也让《作品》给发一下，以示正听呢？”弄得老师有些尴尬，不予回答。后来，《作品》还真的为那篇小说开了一次讨论会，并予以报道，大体上与我的观点相同。由此感到，曲师师生之间是教学相长的，大学本不同于中学。
读大三时，如火如荼的学雷锋活动在学校开展，在忆苦思甜大会上，我讲述了自己的家史，学校组织同学以连环画的形式予以展览，使我受到极为深刻的教育。而大四开学不久，聆听了院党委书记武静安作的关于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动员报告后，我们一直在紧张地作着战前准备，待命出发。1964年10月19日，工作队负责人通知我：晚上参加先遣队召开的预备会议，听候指示。预备会议由政治系党总支书记张明主持，他说：学院这次组成40人的先遣工作队，现行入村，摸清情况，以备大部队入村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任务艰巨，务必使每一个同志认认真真地进行工作。在李志霄老师率领下，汪孔田、陈一民和我到了曲阜县姚村公社寨后大队。按照上级要求，我们的任务是先摸摸大队的情况，为尔后大部队到来做准备。寨后大队6个生产队，4个自然村，156户人家，707人。据大队支部书记孔繁成介绍：一二队各有一户地主和富农，生产最差；三四队没有地富，生产居中；五六队地富反坏多，而生产最好。这有悖于文件和说教，使我的心头产生一团疑云。我们住在原来的三队办公室，单起炉灶，买粮菜煤，自炊自垒。那年秋天，几乎天天下雨，垒起的炉灶极不好用，火很难生，四条汉子，窝窝头经常做不熟，吃了拉肚子，但任务艰巨，从早到晚，不是了解情况，就是下地干活，记了一些有用无用的东西，认识了一些干部和社员，刚刚有点熟悉，可大部队未来，10月29日却来了通知：要求我们立即返校，听候安排。
原来，省委决定要在曲阜县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试点，调整了部署。我们文科三四年级的同学一律参加农村社教运动，我跟随我们系党总支书记闫金玉、老师谷辅林到防山公社葛家庄搞 “四清”，拉开了走向社会、服务社会的序幕。闫书记当春风又绿葛家庄的时候，闫书记、谷老师介绍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多年的夙愿。毕业时，分配方案公布我到省委办公厅工作，后因为充实基层要年轻一点的，调我到菏泽地区充实基层。到菏泽后，先搞农村“四清”，后任菏泽县赵楼公社党委书记，文革时期，又说充实基层是修正主义路线，予以纠正。1968年底重新分配，我回到了家乡淄博，回归教育，后到市委研究室工作。
经过一番文革的折腾，想不到1983年夏，奉命参加中央党校正规化培训班考试，录取后到党校学习两年。正规化班山东一共考取37名学员，而曲师校友3人，是全省高校绝无仅有的。我的同级同学王佑书，是从四川考取的；另一位校友宫本欣，也是中文系毕业，只不过低我两级，是从聊城考取的，与我同一个支部。我与本欣交谈较多。曲师40年华诞时，我们三位不约而同参加庆典，共同回到中文系，向当时的系主任马怀中老师汇报情况，得到马主任的赞许。
二
在山东工程学院工作期间，高校书记参加的南郊会议，会务组安排我与时任曲师大党委书记的谷汉民同居一室，以便接受曲师的再教育。谷老师戴一副近视眼镜，说话慢悠悠的，严谨而朴实，我一直称呼他为书记老师。曲师的一些情况都是他与会时告诉我的，而我也往往问及我熟悉的领导、老师和留校同学的近况。我的入党介绍人、我们的系总支书记闫金玉去世的消息，就是他告诉我的。惊闻噩耗，令我悲恸，会议期间写了一篇《迟到的哀思》，简述了金玉书记的高风亮节，尤其是追思在他领导下在葛家庄搞“四清”的难忘岁月，敬请谷书记教诲。后来，发表在《曲阜师大报》上。又一次开会，他将报纸送我，说：“福信，你的悼文，有的老师看后感到不错。”在一次乘坐大巴车赴会的途中，谷书记对我说：“福信，有人提议将你的母校改为‘孔子大学’。”我与老师书记说：“很好。您改后，我就将我们的学院更名为‘姜太公大学’！”引得全车大学书记们哈哈大笑。
2000年深秋，应母校的召唤，陪同院长姚福生院士、洪堡学者仪垂杰副院长回到了母校。在姚院士、垂杰副院长学术报告结束时，我应宋焕新书记之邀讲了几句话，读了刚写的一首诗，博得了在场的师弟师妹的一片呼叫。诗是这么写的：携缕缕秋风，揣一往深情。扑进母校的怀抱，复读35年前的迷梦。求学时薄雾蒙蒙，几片瓜干也要上秤称。我们与共和国一起挨饿，又一起学习雷锋。闻讯路边的棵棵杨柳，可曾摄下我年轻的身影？又问檐下的株株月季，可曾录下我朗朗的书声？那攀缘的紫藤，那办公楼后的雪松，可曾记得我们的讨论？月亮都曾前来偷听……在人生的旅途中与曲师相逢，金玉、辅林师又指点征程。携秋风与深情重返母校，为的是表达学子的一片赤诚。我们已经踏入新世纪的门槛，喜看焕新、齐涛指挥若定。全校师生在奋力拼搏，母校定会繁荣昌盛……写诗是激越的，然而一个人夜晚漫步在幽静的曲园里，一切都那么陌生而又似曾相识，当年上课的教室依旧，刘献彪老师讲《阿Q正传》的声音犹然在耳，包备五老师释《岳阳楼记》的画面恍如眼前，女老师苗可、戴胜兰、戴磊诸位的风姿飘然如昨，刘乃昌老师评说《红楼梦》的场面依旧清晰，刘蔚华老师讲《教育学》引起的哄堂大笑回荡在耳，打太极拳的操场静静地躺在那儿，教我的老师却化作了一道彩虹！曾住过的宿舍楼哪里去了？旧址上赫然耸起漂亮的高楼！当年与同学们生活的画面刚要迭印而出，一群从教室里回宿舍的学生叽叽喳喳、嘻嘻哈哈的声音传来，打断了我的思绪，此时蓝绒绒苍茫忙的星空中闪烁着无数的星星，而星星凝望着神韵曲园，岂不也是满园明星┄┄
（作者张福信，系曲阜师院中文系61级学生，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全国毛体书法家三十佳之一、山东省毛泽东思想研究会学术顾问，原山东工程学院党委书记、研究员，山东理工大学关工委副主任、书画协会会长，淄博齐韵赋文化研究中心理事长。）
(转自《曲阜师大报》2016.4.14)
